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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薦書】古代智慧(2):《韓非子》

上周薦書,我們說到了古代的統治方法,是儒法表裡。就是在外部是使用儒法,而核心卻是法家。政治家的嘴裡都會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但這句話是說給臣民聽的。
實際上法家的東西都是皇帝放在背地看的,不能放在檯面上直講。提起法家,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這個人就是韓非子。

韓非子一生專研法家學問,揉合了他的老師申不害、商鞅等人關於“法”的思想,結合他個人的經歷和觀點,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理論,他的理論集中體現在《韓非子》這本書。

《韓非子》介紹

《韓非子》這本書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傑作,是我國古代政治學方面的名著。《韓非子》是明清皇帝的必讀書,很多人覺得韓非子功利,用利益驅動人民,但正是對人性深刻的解剖,不留情面的分析,才能讓儒家的理想“落地。這在人性面前是更加實用的體現。

除此之外,書中講的故事不僅數量大而且精彩,基本都是“實名制”,而且正反的例子都有。例如,“曾子殺豬”的鬼故事、“管仲遺訓”的故事、“三家分晉”的故事。

《韓非子》一書很像《管子》,基本上以上奏書為主,也就是進言書,向君王進言,表達出自己的政治觀點,理想抱負,並且提出若干治理政策,這其中有些思想對我們至今仍然有用。

全書共55章,粗略的讀下來,大概需要兩周的時間。

《韓非子》內容概述:

《初見秦》

就是初次求見秦王。這篇文章又被編在《戰國策·秦策一》之中,韓非子縱觀天下之勢,提出了民心向背的問題,確實是切中要害。

《存韓》

是韓非對秦昭王的一個責問。在韓非子看來,所謂奪取天下、稱霸天下並不是要去消滅所有國家,有的國家應抓住時機攻打,有的則應採取合作方式。如果不掂量輕重,冒然與所有國家敵對,那顯然就是很不利的。

《難言》

是韓非給韓王的上書,韓非認為戰國時期人心混亂,各種學說紛紛揚揚,說什麼的都有。所以他在這個時候什麼都不想說了,這就難言!難言,並不是不想言,也不是不能言,而是不想加入到那些無謂的爭辯中。

《愛臣》

即是寵愛臣下,對臣下要不要寵愛呢?韓非認為可以寵愛,但不能太親近,這與孔子的觀點有相同之處,孔子說:“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陽貨》) 。”孔子認為親近他們之後,他們就會肆無忌憚,不謙遜、不禮貌、不知輕重緩急、不知尊卑上下。

而如果不親近他們,他們就會抱怨,怨天尤人,還會由此而產生憎恨。所以韓非也不主張上下級關係太親近,這其實也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延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實講的就是社會角色,既不能違背自己的社會角色,也不能讓別人違背各自的社會角色。

《主道》

就是君主的道路,領導人的道路,君主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呢?中心思想就是“無為”。也就是說,君主不要去有什麼作為,君主是幹什麼的呢?肯定不是搞農業、做工匠的,君主是領導人們的、管理人們的。

人們為了生存,必然要做這做那,使自己得以溫飽、得以小康、得以富裕、得以安樂,君主就是在這個人群中,維護這個人群的和平共處,維護這個人群不受外來侵犯。
所以君主無為,人們才能有為,君主有為,人們就無為了。所以君主的責任就是發現各種不同才能的人,讓他們去各司其職,讓人們各得其所。

《有度》

就是有法度。其實法度不論哪個國家都有,關鍵是掌握法度的人。所以韓非舉例就是想說明,誰真正掌握住法度,誰就能強大。韓非在這裡把“依法治理”看得高於一切,確實,在春秋戰國時期,混亂了數百年的中原大地,不依靠法治,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生存下去。失去了行為規範的人們只顧著眼前利益而不知道應該怎樣行為。所以韓非認為,只有以法治國,用法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國家才能做到強大。

《二柄》

即是兩種權柄,就是刑罰與慶賞。這在現代管理學中稱為激勵與懲罰。而這兩種權力,實際上是領導人的最大權力。離開這兩種權力,那麼領導人也就沒有辦法激勵和懲罰下屬了,也就等於失去了控制力。

《揚榷》

榷,讀(què)雀,這裡用為專營、專賣、專利之意。如:榷茶(由官方專賣茶葉,以獨佔其利);榷貨(由官方專賣貨物而享專利);榷酤(由官方專利賣酒);榷鹽(由官方專賣食鹽)。

從韓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權,是君主的專利,是聖人的專利。聖人、君主,只要掌握了“綱”,綱舉目張,一切事都好辦了。所以,權力,不能是隨便給屬下去行使的。

《八奸》

就是講八種奸邪的手段。

《十過》

是韓非列出的君主易犯的十種過錯。這十種過錯,是韓非從歷史的教訓中總結出來以作為君主的借鑒的。

《孤憤》

即孤獨與憤慨,韓非著重強調了智術之士與能法之士這兩種人,這兩種人在現代來說,也就是很能幹的人,有能力的人,也叫明白人,可是現代這種明白人太少了。大部分人都在稀裡糊塗過日子,大部分人對未來是茫然的,沒有目標的,是近視的,是自私的。

《說難》

遊說的難處,遊說,在戰國時期非常盛行,韓非自己曾無數次遊說韓王而沒有成功。本章是他根據戰國時期謀臣策士們的遊說教訓和自己的切身體會所寫的經驗總結。

《和氏》

是以玉來引申出有真本事的人就象這玉一樣,不被人所認識。卞和挖到玉石,不被人認識,反而對他處之嚴刑峻法;

《奸劫弑臣》

是指奸臣、劫臣、弑臣等幾種人。

《亡征》

就是指亡國的徵兆,韓非列舉了四十七種亡國的徵兆,並不是對社會現狀作出簡單的羅列,而是韓非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對君主的修養愛好等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後所得出的理論概括。

其實,這四十七種亡國徵兆,通過觀察人們的行為方式,基本上可以看出來。比如現代去某一個單位考察,只要不是事先預備的,只要不是公開歡迎的,你都可以看到這其中的某一種現象。

只要這種現象較強較重,那麼這個單位也就是危險的。所以,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看一個國家,也不僅僅是看一個企業,我們就是去看一個人,也要動用我們的智慧,看他屬於哪一類。

《三守》

即是三條守則,指君主應該牢守的三條原則。第一條原則是聽聞之道,即聽聞後不洩漏、不翻話;第二條原則是愛憎之道,即不以左右近臣的好惡而下決斷,要親自掌握賞罰大權;第三條原則是治理政事之道,即不要怕麻煩、怕勞累,從而使大權旁落。

《備內》

就是防備內部,也就是我們現代所說的“後院起火”。如果僅是內部謀反,一般很難成功,關鍵的是內外勾結,所以能使領導人防不勝防。

《南面》

就是面向南方,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君主見群臣時,都要面向南而坐,因而南面用來泛指君主的統治。首先是要求君主懂法明法用法,也就是說,要用法治不用人治。
任用了官員,就要用法紀來約束官員,而不要用後備人選來威脅在任官員。用後備人選來威脅在任官員,實際上也就等於君主被後備人選控制了。在任與不在任的鬧出矛盾,實際上對國家的統治管理都不利。而對官員的賞罰也要依據法度,不以個人意志作為賞罰的標準。這就是韓非經常強調的“形名術”。

《飾邪》

就是整治邪惡。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很少有人提倡迷信鬼神,所以中國人從周朝以來,就開始了對“人”的崇拜,而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對“神”的宗教崇拜,所以中國的祠堂、宗廟多於寺廟道觀。

《喻老》

就是譬說《老子》,它與《解老》不同,主要在於解說的方式。《解老》主要通過道理的闡述來解釋《老子》,而《喻老》則主要通過具體的事例來說明《老子》。

《說林》

就是傳說故事的叢林,與後世儒家“儒林”、“藝林”的“林”含意相同,指彙集。所以《說林》也即相當於現代的“故事集”。韓非所記載的這些故事,是為了他著書立說的需要而搜集的,其中很多故事摘自古代的史書,所以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可以用來與其它史料相參證;有些故事則可能是來自於民間傳說,也可能是韓非自己創作的寓言。

《觀行》

就是觀察行為,人,很難觀察自己的行為,所以要用鏡子、要用道路來照見、來端正自己。現代科學技術再高明,也不能使我們自己觀察自己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借助其它東西、借助其他人來端正自己。

當我們借助別人時,那個人就是我們的鏡子,所以當那個人給我們提意見時,他是沒有過錯的。我們為什麼要與鏡子生氣呢?如果我們不依靠鏡子,不依靠道路,不依靠其他人,那麼我們將永遠是迷茫的。只有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才能做一個明白人。

《安危》

是講安定的方法有七種,危亡的途徑有六種。如果不遵守這些安定的方法,只走危亡的途徑,那麼就會產生混亂。混亂一旦產生,要想治理就很難了,要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很難了。所以,要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必須按韓非所說的這樣做,施行安定的方法,不走危亡的途徑。

《守道》

就是守衛國家的道路,也就是保住國家政權的方法。這種方法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法治。只有依法治理,才能使其獎賞足以能夠鼓勵人們做好事,如果只憑當權者的好惡來行使獎賞,那麼也就不能鼓勵人們做好事了。如果只憑當權者的好惡來行使威力,那麼就會殃及無辜。

如果只憑當權者的好惡來行使所預備的,那麼法制就不能得到完善。當權者們在工作中一定要按法律辦事,不能攙雜自己的個人感情,否則,該賞的不得賞,該罰的不得罰,事情就會混亂,國家、社會就得不到治理。

《用人》

就是使用各種人才。凡是當領導的,不論大小都要使用別人,役使別人。所以用人是每一個當領導的人都必須要面臨的問題。怎麼樣使用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韓非首先提出遵循天意和順應人情、明白賞罰這三大問題。

《功名》

就是功業與名聲,怎麼樣建立功業,取得名聲?韓非列出了四個條件。要想成功成名,這四個因素缺一不可。

歷史上有無數可歌可泣的人物,並不是他們的事蹟不足以成名,而是其中缺少了某個因素。我們現代人要想成功成名,這四個因素也是缺一不可。

如果缺少其中某個因素,不能罵老天,也不能罵社會不公,只有遵循自然的道路,順其自然,順應時勢,等待時機或加強技能,爭取民心或奪取權勢地位,等等。如果有了這些,想不出名都難。

《大體》

就是顧全大局,顧全大局的只有聖人嗎?只有君主嗎?只有當權者嗎?不是!在家庭裡,在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顧全大局。當然,這裡並不是說需要我們都懂得天文地理、三教九流,這裡所謂識大體顧大局的人,是指不去使用自己的小聰明,以免勞心費神。對人的物質生活來說,身外的利益只是局部的東西,身體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識大體的人不會讓私利來拖累自身。

《內》

主要是針對內部;

《內》、《外》、《上》、《下》、《左》、《右》,是用來區別篇名的。每篇先列出論綱,叫做“經”,然後的文字對每一條經文用若干事例來說明,叫做“說”。
“經”的文辭簡單扼要,便於記誦;“說”的文字詳盡具體,便於閱讀。所以我們讀“說”的時候可以回過頭來看“經”,這樣就可以能更深刻理解了。
“七術”,就是七種政治手段,是君主對臣下使用的,是當權者對下屬使用的手段。“六微”,就是六種隱微的情況,這些細微之情需要當權者明察。

《難》

讀(nán)南,《呂氏春秋·樂成》:“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難,說。”《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司馬貞索隱:“難,猶說也。”這裡用為論說、爭辯之意。

所謂的論說、爭辯,就是韓非子對某一件事,或某人的言行提出與當時流行的看法很不一致的意見,它不但充分體現了當時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而且能很大地增進讀者的思辨能力。

《問辯》

就是詢問辯論。這個題目是對篇首之言的概括,並不是對全文的概括。文章的主旨在於利用問答的形式來闡明百家爭辯產生的原因以及制止爭辯的方法。

《問田》
就是詢問田鳩。這個題目是取文章的第一句中的兩個字,不關本文宏旨。這一對話,充分表露出韓非為人民利益著想的大無畏精神,身處戰國末期的韓非,看到社會越來越混亂,人民越來越淒苦,心裡非常沉重。但他也看到人民越來越希望天下一統,越來越希望安居樂業。作為荀子的學生,他從荀子思想中吸取了許多管理學知識、統治知識。

《定法》

就是確定法度。這是韓非修正申不害、公孫鞅的術治、法治學說從而確定自己法治原則的專論,是我們瞭解韓非法治思想淵源的重要篇章。

《說疑》

就是解說疑難,述說疑難,評說疑難。什麼疑難呢?就是統治學、管理學中的疑難問題。韓非在前面說過,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兩條,獎賞與懲罰。做對做好了事情的人獎賞,做錯做壞了事情的人懲罰,只要用好這兩條,也就可以治理了。但現在韓非認為還要加上一條,就是思想統治,統治了思想,那麼奸邪的人和事也就少了。統治思想用什麼辦法呢?當然是法制、法治。

《詭使》

就是奇異的驅使。人都有需求,人們的行為就是受需求的驅使。肚子餓了,需求飲食,這是受饑餓的驅使;孤獨了,需求仁愛,這是受渴望仁愛的驅使;人們有物質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美的需要、道德需要等;需要是與人的活動聯繫著的,需要一旦被意識並驅使人去行動時,就以活動動機的形式表現出來,需要是個性積極性的動力,它激發人的活動朝著一定的方向、追求一定的物件以求得自身的滿足。

需要越強烈、越迫切,由它所引起的活動也就越有力。當人通過活動使原有的需要得到滿足時,又會產生新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會激發和推動人從事某種朝向新的目標的行動。

因此,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受自身需要的驅使;自己不需要,一般來說是不會去追求的。韓非這裡所描述的奇異的驅使,則是指很不合常理的需要,既然是不合常理的需要,那麼受此驅使而去追求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但許多人偏偏要去追求不合常理的東西,以為可以標新立異,而統治者去追求不合常理的東西,就會造成國家的混亂。

《六反》

就是六種反常現象,前面六種應該受到懲罰的奸邪之人,卻受到世俗的稱讚,而後面六種應該受到稱讚的人,卻受到世俗的詆毀。難怪至今有許多人心理不平衡。普通老百姓從私利、私害的角度出發,任意毀譽各種人物,這種現象至今仍然存在,統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輿論的蒙蔽和影響,必然就會使賞罰失當,從而不能使國家富強。

世俗輿論不僅能蒙蔽統治者、領導人,就是對於普通人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很多人就是因為承受不了世俗輿論的壓力而走上斜路走上絕路。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謹慎地對待世俗輿論,既不要受世俗輿論的影響,也不要完全不參考世俗輿論。

現代各國政府很重視世俗輿論,稱之為“民意調查”,有許多事情都要參考“民意調查”,搞“聽證會”,這種做法並沒有什麼不對,可是普通老百姓考慮問題往往都是從自己的私利、私害出發的,很少有全域觀念。

而對一個國家的治理,那絕對是要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的。這兩者截然不同。再說,大部分民眾都沒有自己的主見,往往是人云亦云,有很強的從眾心理,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說的就是大部分民眾都有從眾心理,會被環境所影響,會被環境所移動。所以,謹慎地對待世俗輿論才是正確的。

《八說》

就是八種說法,也就是八種世俗觀念。這八種人,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也是常見的;人情人情,人之常情,不為朋友奔忙,那就是沒人情;可為了這人情,許多人也就有了奸邪的行為;為了這人情,就可以拿國家財產散發施捨;為了這人情,就可以歪曲法制而偏袒親人;為了這人情,就可以為朋友拋官棄職;可見人情之大,大過國法。
所以,作為統治者、領導人,在選拔人才時,一定要考慮清楚,推舉提拔人才,首先不能講人情。人情要不要?要!但人情只能是在私下裡的人際關係,在職場上官場上最好還是講法制。否則,人情的氾濫,則會導致統治者的垮臺。

《八經》

就是八條常規,就是八條帶有經久性的政治原則。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政治的物件也就是人,所以“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韓非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所以獎賞和懲罰就可以使用;

加重獎賞就可以使人民貪圖利益,加重懲罰就可以使人民害怕刑罰。這兩樣東西用得好,治理也就沒有問題了。再就是勢治問題,“勢者,勝眾之資也”,威勢就是制服民眾的資本,有了這個資本,賞罰就可以隨心所欲。

所以君主統治者必須要獨攬大權,親自處理政事。雖然韓非這裡提出了獨裁,但他也認識到,罷免任用官員一定要依照法度,不依照法度而濫用職權,那就是對權力的褻瀆。獎懲也要依法而行,否則獎暴懲賢,也將會使自己陷於絕境。

這就是韓非的政治思想:獨裁而依法。這裡存在著矛盾,獨裁一般就不會依法,依法也就不會獨裁。法律的制定,一般不會是獨裁者制定的,而是很多人的集思廣益。既然是很多人對很多事情的共同認識才建立起的法律條文,那麼依照這樣的法律也就是依照了眾人的意願,這就不能稱之為獨裁了。

再一個矛盾,就是依靠或憑藉人情,我們知道,法律雖然是維護人情的,但法律在實施時卻不講人情。雖然我們知道韓非的意思是,依靠或憑藉人情中的好利惡害的思想,才建立起賞罰的法律,但法律建立後的實施,卻不能依靠或憑藉人情。

《顯學》

就是顯赫的學問、顯赫的學派,這是指當時的儒家和墨家兩大學派。韓非先回顧了孔、墨兩家的歷史發展,指出儒、墨及其後學都不過是“無參驗而必之”、“弗能必而據之”的“愚誣之學”。

《忠孝》

就是講忠於君主、孝敬父母。文章主要闡明了臣子必須“守法”、“事君”,兒子必須“養親”、“事父”的封建忠孝觀,韓非認為,忠孝之道,雖然已經被天下人所尊崇,但人們所尊崇的賢臣明君,卻有許多不忠不孝的行為。於是他從維護有利於君主統治的忠孝觀出發,歪曲事實地批判了堯、舜、湯、武“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的“不忠不孝”的行為,強調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這一天下常道,並提出了“上法不上賢”的法治主張。為後來漢朝的董仲舒提供了“三綱五常”的理論依據。

《人主》

就是人民的君主之意,文章主要論述了當君主的必須注意的基本問題。

《飭令》

就是修整法令。修整法令的目的就是要使法令不會因為人的心意而隨意改動,不會因為有人說了好話而出賣法令。頒佈法令的根本目的是執行法令,法令頒佈出來就是要執行的,不執行那麼法令也就是一紙空文。而法令一旦頒佈,就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因為某人的原因而改動法令。

《心度》

就是民心與法度。什麼是民心呢?就是民眾所想望的,所欲望的。韓非所作的這個“心度”,其實不是人民的民心,而是統治者的心與法度。

《制分》

制,就是控制、掌握;分,是指確定的界限。合起來講,就是控制、掌握賞罰時要有個確定的界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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